对于国本之争，大多数人都认为错在万历皇帝，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万历皇帝很可能有废长立幼的想法，长子朱常洛是一次意外事件的产物，次子朱常洵则是真正爱情的结晶，万历心中应该厚薄不均，群臣的批评并非完全是无理取闹。

当时的文臣中，希望通过刺激皇帝使皇帝记住他们名字甚至希望通过皇帝一顿斥骂、痛打、贬谪而沽取清誉的人不在少数。维护继位祖制，在政治上永远正确，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炒题，那些批评万历的言官动机并不单纯。

当然万历皇帝最初想出来的理由也是荒唐，居然是：“长子朱常洛的母亲出身只是个宫女，不如福王他妈妃子出身的地位高。”

这样的可笑理由直接被万历的母亲给斥了回去，痛斥他的原因可谓充足而又撕心裂肺：“要知道，你自己的母亲也是宫女出身，如果按照你的逻辑，那么你本来就没有当皇帝的资格。”

于是，这个理由彻底无法使用，其他理由又太不充分，搞的万历为此渐渐地产生了倦怠之心。

再加上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皇帝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许多人认为万历皇帝长年“不朝”，是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

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毕竟“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可是正事却没有落下，甚至可以说“静摄”还是以道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执政理念，其精髓就在于无为而治，休养生息。

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万历的“静摄”，同样有利于在“三大征”之后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这次群臣跪请，万历皇帝依然没有出来，只见内宫的小太监手托拂尘，跨出门槛操着公鸭嗓子说：“万岁爷龙体欠安，不见朝臣。”

兵部尚书宋应昌闻言，登时跪直了身子，愤怒的对小太监道：“边事颓废，已不可治，等塞外的兵马打到宫门前，圣上难道还能说龙体欠安，不见朝臣吗？如今社稷倾危，怎么能还不见大臣？”

小太监不敢和宋应昌这头倔驴争执，连忙又入内向万历皇帝回禀了宋应昌的启奏，万历皇帝知道今天是搪塞不过去了，只能答应上朝。

金銮殿上，群臣跪倒在品级台下，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三拜九叩大礼完毕，君臣脸面相对，这些大臣都已经数年不曾得见君面了。

欣喜还没有全表露在脸上，国势衰微的忧伤已上心头，各部大臣把奏章当庭递上，田义一一接取，摆在御案上，万历皇帝神色慵懒的接过，看了一会儿脸色顿时变了。

“李成梁是干什么吃的，不是说李家人能打吗？怎的让努尔哈赤一个小小的女真酋虏，坐大到如此地步。”

宋应昌道：“圣上！辽东糜烂，非李成梁一人之罪，当务之急，还是素素派遣能臣猛将，肃清地方，平灭边患，方为上策！”

万历皇帝此时也没了主意，这些年将自己困在后宫，虽然对朝政依然攥的很严实，可他也早就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立志要做大明中兴之主的青年皇帝了。

“众卿有何主张！？”

刑部尚书姚若水出班道：“圣上！女真反叛，如今辽东已无兵可以征调御敌，京城安危也受到了威胁，依臣之见，停止京城内集市，开启城门要谨慎清查，清除城内闲杂劳役，禁止任何人穿越朝堂，内廷的太监发给腰牌，出入宫门，检验后才许通行，以防止建州奸细混进大内。”

万历皇帝点了点头，道：“卿言甚是有理，准奏！”

吏部尚书王在晋也出班道：“圣上！辽东局势糜烂，如今李成梁忧病而亡，须有人对辽东如今的形式负责，当先将辽东巡抚郝杰削职为民，提升杨镐为辽东经略，起用李如柏做辽东总兵，以阻止建州西进，整治兵马战具，收服失地。”

万历皇帝闻言，沉吟了半晌道：“启用杨镐？杨镐在朝鲜兵败，有负朕望，用他来平灭辽东，恐其不能胜任！”

王在晋道：“圣上！杨镐虽然蔚山战败，然其人胸有沟壑，极富韬略，且熟悉边事，用他征缴女真蛮夷，可称得上是得人，圣上无需忧虑！”

万历皇帝这才点了点头，道：“如此也好，可再传圣旨去朝鲜，责令邢玠，派出兵将，驰援辽东！”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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