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的奏章传入朝廷，群臣惊骇，一时间，各个大臣们如雷轰顶，呆如木鸡。

一向被他们视作蛮夷，番邦的女真人居然聚众造反，攻陷了抚顺，还挫败了辽东兵马，斩杀无数，俘获百姓口众数万人之多。

那些个阁员、尚书、御史们此时也都没有了主意，谁都不敢轻易拿出见解，毕竟关系国家存亡的大计，谁敢做这个主，万一出了岔子，哪个能够担当。

平日里虽然一个个自诩济世之才，可真到了关键时刻，又有几个真的能站出来，吵架他们倒是在行，可要说到打仗，还是洗洗睡吧！

于是，这些大臣们，在内阁首辅王锡爵的带领下，一同跪到皇宫门外，奏请万历皇帝上朝，主持大政。

自打得了那传国玉玺，万历皇帝最近这些年就没有上朝了，深居后宫妃娥的脂粉堆里，重用宦官监管朝廷大臣。

后世的人们都批评万历皇帝倦政，可谁能想到万历皇帝之所以倦政，完全都是被这些个大臣们逼出来的。

有道是思考越少，话就越多；修养越深，性格就越内敛。

经过长期的捆绑式教育之下被养出来的万历皇帝的性格变得不愠不火、中规中矩、深沉内敛，应该说他是明代最温柔的一个皇帝，甚至有点软弱可欺。以至于他所宠爱的郑贵妃总是嘲笑他“越看越像老太太！”

与万历皇帝的软弱忍让的情况相反，他的朝臣们正变得越来越无所畏惧，他们利用万历皇帝的软弱，不断打着各种旗号，以诤谏的名义，全方位地收拾万历皇帝，以至于万历皇帝亲政以后，这种语言暴力所带来的痛苦，难以言表，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其中的滋味。

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躲避朝臣喷向他的口水。也许有人会说，皇帝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还怕朝臣抨击，杀几个不就完了？

事实上，只有昏君才会滥用刑罚，像万历这样经过长期儒家经典教育的君主，是不会采用这种行为方式的。

对于官员们来说，他们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万历皇帝的放纵以外，还有机制上的根源一一言官制度。

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御史着重监察官员和机关，属于一般监督。六科监督六部的业务，属于专业监督。一个对人，一个对事。事实上人和事是分不开的，两者在现实中没有太大的区别，两者之间也可以互相弹劾。御史巡视各地，被称为“道官”，给事中在六科办公室办公，被称为“科臣”，因此言官也被统称为“科道官”。给事中还有封驳的权力，可以否定皇帝的决策。

言官制度是苦心孤诣的朱元璋创立的，目的就在于鼓励大臣直言进谏，以便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保障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确，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永固。

朱元璋的《祖训》对后世有绝对的权威，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祖训》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受到处罚，言官们以此为恃，有恃无恐。

明代讲究名节，许多官员不怕受罚、不惜挂冠而去，拼个鱼死网破，也要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而官员只要被弹劾，不论是否被冤枉，就会立即主动辞职，直到事情查清为止，以示清白。

制度是好的，但是执行的时候往往走样，尤其是在执行了较长时间以后。由于人们对于名节看得过重，声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资本，诤谏的动机也由单纯变得复杂，一些沽名钓誉之人，往往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

在正德和嘉靖时期，都发生过文官集团因集体诤谏受到廷杖并有多人丧命的事件。到了万历时期，讲文明的万历皇帝没有像正德和嘉靖那样使用暴力让群臣闭嘴，而是采取躲避的办法，进行冷处理。

万历皇帝早期引起群臣进谏的主要事件是国本之争，即立太子的问题。因为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朱常洛，想立他所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大臣们以维护祖制为名，掀起了劝谏的狂潮，这场长时间的君臣拉锯战被称为“国本之争”。

按照明代“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的继位制度。朱常洵是没有机会超过他的哥哥朱常洛的，然而，一旦皇后去世，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这样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朱常洵为太子。

国嘴们相信万历皇帝晋封郑德妃为皇贵妃，是为朱常洵接班铺路搭桥，于是纷纷上疏指责皇帝专宠郑贵妃，要求按照制度和习惯先晋封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也有人直接要求册立东宫，由此拉开了对明代政治影响深远的国本之争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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